民乐小合奏《风华》由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音乐美学博士顾怀燕创作，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大风起”组合演奏。该作品为2024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并入选了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第八届全国青少年民族器乐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港联配资，充分展现出青年艺术家的创作能力与高校民乐传承教育教学中的创新活力。
《风华》的主题思想深植于江南水乡的音乐母语，在创作伊始便以精妙的构思勾勒出江南文化的独特轮廓。江南，这片历史悠久、文化丰饶的土地，孕育了无数承载着地域特色的音乐作品，刘天华先生的《良宵》与甘涛先生整理的《行街四合》便是其中的典范。《风华》正是以这两首经典之作作为音乐语汇，叙说着新时代的江南故事。
乐曲伊始的引子段落，中阮率先勾勒出乐曲的轮廓，其恬静温润的音色呈现出《良宵》的前四个音级“EGAC”，为全曲奠定主题与情绪的基调。扬琴则在高音区敲击出空灵的波浪式音型，与中阮的旋律线条形成呼应，恰似不同时空的乐音在历史长河中遥相呼应，赋予传统旋律现代的对话感。古筝在此部分，以摇指技法承担着低音声部的铺垫功能。三种乐音依次响起并交织，共同构建出丰富的听觉层次。中阮、扬琴、古筝的共同点在于其“以点成线”的乐音呈现，“点状式”乐音间的停顿赋予了音符呼吸感，而音符间的衔接又形成若断若续的韵律。随着二胡旋律的出现，乐曲正式进入慢板主题。二胡作为“线性美”乐器的代表，其旋律线条舒缓婉转，与引子部分的“点状美”形成对照。此刻，二胡化身为情感的叙事者港联配资，所奏旋律依然由《良宵》主题发展而来。随即，琵琶、曲笛、梆笛相继加入，使和声渐趋丰满。整首乐曲徐徐展开，尽显东方音乐美学意韵。
伴随着清脆的南梆子声起，二胡、柳琴、中胡等乐器依次登场，以各自鲜明的音色特质，勾勒出江南丝竹音乐细腻婉转的基调。作曲家在此巧妙运用赋格形式与调性布局，使传统的五声音阶在不同调式间自然转换。各乐器声部交织呼应，配器与调性的变化推动情绪不断上扬。快板段落中，梆笛与曲笛的合奏明快活泼，弹拨乐器与打击乐器的配合节奏紧凑，营造出热烈欢快的氛围。主题再现时，以十六分音符所构成的炫技段落作为铺垫，通过紧拉慢唱的手法，制造出 “松”与“紧”的张力效果。在乐曲急板的演绎中，丝竹主题在激昂的旋律中升华，最终归于和缓，在利落的尾音下结束全曲。
在音乐表达上，《风华》将文人音乐与民间音乐相联，实现了“雅”“俗”的融合与共赏之境。《良宵》属于文人音乐，文人向来追求“清、微、淡、远”的艺术境界，注重音乐中的诗意表达与哲学思考。虽不事张扬，却自有一番韵味在心头。《行街四合》作为江南民间音乐的代表港联配资，旋律明快活泼，在展现民间生活的勃勃生机之时，又体现了江南丝竹“小、细、清、雅”的音乐风格。尽管文人音乐与民间音乐有着不同的创作语境与表现形式，但它们却同根同源，共同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风华》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两种音乐形态的内在联系，让两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在同一首作品中相得益彰。这种融合，赋予《风华》独特的气质，既包含文人笔下潺潺流淌的诗意，又充满民间生活中鲜明灵动的活力。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江南文化丰富而深厚的内涵。雅与俗的界限就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共同文化基因的和谐共鸣。这种“和而不同”的艺术魅力，正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价值所在。
《风华》一曲以刘天华先生《良宵》的前四音为创作原点，经变奏与重组，化作贯穿全曲的动机。回溯历史，《良宵》诞生于1928年，正值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将民族乐器纳入高等音乐教育体系的先驱，刘天华先生不仅率先在高等学府开设民族乐器课程，更致力于传统乐器改良，开创了二胡独奏曲创作的先河，为中国民族音乐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距离《良宵》的创作已近百年。这百年时光不仅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重要历程，更是中国民族音乐在时代浪潮中砥砺前行的见证。一曲《风华》，既是向中国传统音乐献上的深切礼赞，也是对刘天华等历代民乐先驱致以的崇高敬意，正是百年来他们的耕耘与奉献，民族音乐才能在当代奏响如此动人的“风华”之声。
《风华》的创作与演绎，展现了传统音乐在当代创新中的无限可能。它启示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勇于突破界限，才能让雅与俗、传统与现代在音乐世界相融共生。从更广的层面看，其对于传统音乐语汇的运用，以音乐“母语”讲述中国故事的初心，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之美的体现——这一源自《周易》“生生之谓易”的理念，强调在延续中创造、在创造中延续。当万千文艺工作者秉持“生生不息”的创作、演绎精神，中国传统音乐定能焕发新活力，奏响属于中华文化的时代强音。
文/焦玮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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